今天尉氏县这一带，根据当代地理界泰斗谭其骧先生《中国历史地图集·原始社会遗址图》等标记：在原始社会早期（旧时器时代）属于原始群之猿人、古人和新人居住区，大致相当于有巢氏、伏羲氏、燧人氏等时期（即三皇时期）；在原始社会晚期（新石器时代）属于裴李岗文化区（部落、村落出现），大致相当于神农氏（炎帝）、黄帝以及尧、舜、禹时期（即五帝时期）；在夏、商（奴隶社会）时期属于昆吾部落群之一；西周（封建社会）时期，南部、西部属于鄢国和许国，东部、北部属于宋国；东周（春秋、战国）时期先后属于郑国、魏国、韩国。但是，在春秋之前，这里叫什么名字，已经无法考证。

一、尉氏之地名，来自郑国狱官名“尉氏”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“陈留郡，县十七：……尉氏……。”唐代颜师古注：“应劭曰：‘古狱官曰尉氏，郑之别狱也。’臣瓒曰：‘郑大夫尉氏之邑，故遂以为邑（名）。’师古曰：‘郑大夫尉氏亦以掌狱之官故为族耳。应说是也。’ ”

由此可知：今天尉氏县这里，在春秋初期是郑国（公元前770年，将都城从今偃师县西南的留邑迁到新郑市）东部边疆处的分监狱，郑国大夫某某担任狱官“尉氏”；后来，这里成了这位大夫的封邑（即封地或食邑），就把封邑或封地叫成了“尉氏邑”，又将姓氏叫做“尉”，逐渐成为了名门望族。

有人说：“尉氏，不是官名，《周礼》上没有‘尉氏’这个官称。”狱官属于秋官和冬官的范畴，而《周礼》中的《冬官》一篇，在西汉之前已经缺失了，汉人就把战国时著的《考工记》补入填了缺。因为《周礼》一书，不尽是原文，是否有“尉氏”官号，已无法考证，既然颜师古认为应劭说得对，还是以“古狱官曰尉氏”为是。

有人说：“尉氏即司寇。”《周礼·秋官·司寇》曰：“大司寇之职，掌建邦之三典，以佐王刑邦国，诘四方；小司寇之职，掌外朝之政，以致万民而询焉，一曰询国危，二曰询国迁，三曰询立君（大司寇的职责，是负责制定邦国的三种法典，辅佐天子用刑法治理邦国，督察四方诸侯；小司寇的职责是掌管处理外朝的政令，有邦国大事需要向人民征询意见，就召集人民到外廷听取他们对外寇入侵如何对付、迁都改邑咋办、如何选择国君继承人的看法）。”由此可知周代司寇并不是管理监狱的官。就是后代主管全国刑狱的司寇，职位应在三公、六卿之列，也不应该在郑国的东部边疆当个“别狱”的长官。《周礼》初名《周官》，相传为周公所作，记载的是周朝官制，到春秋时期已经几百年了，周王朝衰弱有名无实，诸侯国强盛各自为政，官号不可能统一，也就没有必要用《周官》套了。尉氏，应该就是郑国的狱官名，相当于现在的监狱长。

《春秋左传·襄公十年》曰：“于是子驷当国，子国为司马，子耳为司空，子孔为司徒。冬十月戊辰，尉止、司臣、侯晋、堵女父、子师仆帅贼以入，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，杀子驷、子国、子耳，劫郑伯以如北宫。子产闻盗，为门者，庀群司，闭府库，慎闭藏，完守备，成列而后出；兵车十七乘，载尸而攻盗于北宫。子蟜帅国人助之，杀尉止、子师仆，盗众尽死。侯晋奔晋。堵女父、司臣、尉翩、司齐奔宋（公元前563年，这时子驷担任郑国的国相，子国担任司马，子耳担任司空，子孔担任司徒。冬季十月十五日早晨，尉止和司臣、侯晋、堵女父、子师仆五人帅领叛贼，进入西宫攻击上朝的执政大臣，杀死了子驷、子国、子耳，劫持了郑简公进入北宫。子国的儿子子产听说强盗造反，就先叫守好宫门，部署众官坚守岗位，关闭官府各种仓库，让官吏谨慎看护收藏的财宝，完善巩固守卫备战，编成队列然后出发，率领兵车十七辆，拉着被杀大臣的尸体，前往北宫攻击强盗叛贼。子蟜帅领国都卫士帮助子产，杀死了尉止和子师仆，众多盗贼都被杀死。侯晋逃到了晋国。堵女父、司臣、尉翩、司齐逃奔宋国）。”

又《襄公十五年》曰：“郑尉氏、司氏之乱，其余盗在宋。郑人以子西、伯有、子产之故，纳赂于宋，以马四十乘，与师茷、师慧。司城子罕以堵女父、尉翩、司齐与之。郑人醢之三人也（到了公元前558年，郑国大夫尉止、司臣等人作乱被平定之后，其余的强盗还逃亡在宋国。郑国人士因为子西、伯有、子产三人父亲被杀的缘故，就向宋国行贿，送去160匹马和乐师茷、慧二人。司城官子罕下令把堵女父、尉翩、司齐交给了郑国。郑国把他们三人剁成了肉酱）。”

尉止，就是郑国大夫狱官“尉氏”的后代，以祖上官职为姓，世袭了大夫之职。尉翩是尉止的儿子，参与了叛乱，被处以极刑。尉止发动叛乱，杀死执政大臣，劫持幼弱的国君，肯定是要被灭族并剥夺封邑的。因此可知：“尉氏邑”作为地名，最早出现在公元前760年前后，因为郑国东侵需要过程，修城建狱得有时日；“尉氏邑”地名在官方公文中从此消失了，因为尉止被族灭邑夺，封地入官，不可能再称“尉氏邑”。邑，即城邑，古代在封地建城，管理四周村落。

二、尉氏之县名，来自尉缭之封地
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曰：“大梁人尉缭来，说秦王曰：‘以秦之强，诸侯譬如郡县之君，臣但恐诸侯合纵，翕而出不意，此乃智伯、夫差、湣王之所以亡也。愿大王毋爱财物，赂其豪臣，以乱其谋，不过亡三十万金，则诸侯可尽。’秦王从其计，见尉缭亢礼，衣服食饮与缭同。缭曰：‘秦王为人，蜂准，长目，挚鸟膺，豺声，少恩而虎狼心，居约易出人下，得志亦轻食人。我布衣，然见我常身自下我。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，天下皆为虏矣。不可与久游。’乃亡去。秦王觉，固止，以为秦国尉，卒用其计策（公元前237年，大梁人尉缭来到秦国，对秦王嬴政说：‘就秦国的强大而论，东方各诸侯国国君，就好象您的郡守县长。但我恐怕各诸侯国联合起来，出其不意地攻打秦国，这就是晋国权臣智伯以及吴王夫差、齐湣王之所以灭亡的教训。希望大王您不要爱惜钱财宝物，拿去贿赂各国的豪强权臣，用以打乱诸侯国合纵的谋略，最多不过花掉三十万斤金子，则诸侯国可以尽灭。’秦王听从了尉缭的计谋，见到尉缭总是用与自己相平等的礼节对待，衣服饮食也与尉缭相同。尉缭对朋友说：‘秦王这个人，长得高鼻子，细长眼睛，老鹰一样的胸膛，说话象豺狼叫，对人少恩惠而怀有虎狼之心，在不得势的时候还能礼贤下土，意得志满之后也会轻易除掉有功之人。我作为一个平民百姓，然而见到我，经常身卑自谦甘居我下。如果秦王真的得志拥有天下，全国人民就都成为他的奴隶了。不可以与他长久交游。’于是就逃走了。秦王发觉尉缭逃走，就派人找回，坚决挽留，并让他担任秦国的国尉，终于采用尉缭的计策，灭掉了东方六国，统一了天下）。”

由此可知：秦王“固止”尉缭，是不能也不会红口白牙开空头支票的，既然许以“国尉”这样相当于汉朝太尉、大将军的职位，一定得有封地食邑。秦王采用加官封爵的手段笼络激励尉缭为自己卖力，很可能预封的就是今天的尉氏县这一带，不然尉氏县之名出于尉缭之说，也没有依据和注脚。再说，利用预先封地的手段收买人心，也是古代帝王的有效做法。例如：

《史记·秦本纪》曰：“平王封襄公为诸侯，赐之岐以西之地。曰：‘戎（西方少数民族）无道，侵夺我岐、丰之地，秦能攻逐戎，即有其地。’与誓，封爵之。”由此可见，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，就是采用预封土地的手段，最后才有强大的秦国。

《资治通鉴：秦纪二》：“始皇帝二十六年，秦王使人诱齐王，约封以五百里之地。”由此可见，秦始皇为了诱降齐王田建，预先约定封给说客五百里土地作为食邑。何况秦王重用尉缭，是企图灭亡东方六国，预封尉缭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因此可以推知，当年秦王“固止”尉缭时，很可能说过“你如果帮助我灭了东方六国，我把魏、韩之间蓬池邑方圆百里之地封给你”之类的话。尉缭拜师学艺、精研兵书，不就是为了出人头地、封侯拜相、光宗耀祖吗？所以就留下了。

又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曰：刘邦发使者告韩信、彭越曰：“并力击楚。楚破，自陈以东傅海（到海边）与齐王（韩信），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（彭越）。”由此可知，刘邦借用韩信、彭越之力灭掉项羽，也是采用的预先封地之策略。

所以说：古代帝王为了鼓励贤士能人为自己出力卖命，都是采取加官进爵、封地食邑的伎俩。秦王对尉缭也不会例外，必然使用预封食邑的手段。秦始皇最终采用尉缭的计谋，远交近攻，公元前230年灭了韩国，前228年灭了赵国，前225年灭了魏国，前224年灭了楚国，前222年灭了燕国，前221年灭了齐国，统一天下，推行郡县制，为了纪念尉缭功绩，改尉缭封地“蓬池邑”为“尉氏县”。

“蓬池邑”改称“尉氏县”是哪一年？应该最晚是秦王政二十六年、秦始皇元年，即公元前221年。为什么最晚是这一年呢？

《史记·秦本纪》曰：“秦王政立二十六年，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，号为始皇帝。”又《秦始皇本纪》曰：“二十六年，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，郡置守、尉、监。更名民曰‘黔首’。大酺（宴享天下）。……一法度衡石丈尺（全国统一法律、度量衡、石丈尺），车同轨，书同文字。地东至海暨朝鲜，西至临洮、羌中，南至北向户，北据黄河为塞，并阴山至辽东。”南宋裴骃《集解》曰“三十六郡者，三川……颍川…长沙凡三十五，与内史为三十六郡。秦始皇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县也。”又《秦本纪》曰：“秦庄襄王元年（公元前249年），秦界至大梁，初置三川郡。”又《秦始皇本纪》曰：“十七年（公元前230年），内史腾攻韩，得韩王安，尽纳其地，以其地为郡，命曰颍川。”

由此可知：秦王政与父亲秦庄襄王时期，都是一边攻城略地，一边设郡置县；到了秦始皇元年，统一全国以后，只不过是又重新规范、颁布于天下。尉氏县既然初属三川郡，后属颍川郡，所以说尉缭封地“蓬池邑”最晚是公元前221年改称为“尉氏县”的。

因此可以说：宋代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曰：“秦始皇二年置尉氏县。”以及1993年版《尉氏县志·大事记》说：“秦始皇三年（前219年），尉氏置县，归三川郡管辖。”都是不准确的，没有考证依据的，不足为凭。就以尉缭的身份与声望而论，“尉氏县”也应该是首批成立县。

借此机会，纠正几点有关尉缭的谬误说法：

第一：明代尉氏县学者阮汉闻在《尉缭子题解》中说：“昔郑有尉止、尉翩，氏名于官，邑名于氏。缭似止、翩后。”此说“尉缭似乎是尉止、尉翩的后代”，纯属恣意猜测、妄加推论。尉止带头造反，杀死执政大臣，劫持国君，实为“大逆不道”重罪，肯定是要灭族夺邑的，哪会再有后代呢？再说，尉缭作为一介“布衣”，不可能有“赵氏孤儿”的幸运。

第二：有人说：“尉是姓，《秦始皇本纪》都说‘大梁人尉缭来’。”此说是望文生义，忽略了此文乃司马迁追述之说。尉缭本姓失传，名缭，他担任“国尉”之后，才被称为“尉缭”，名前加官号或地名，是古人的习惯，也是对本人的敬称，天长日久，也就成为了姓氏。

第三：有人说：“尉缭之父、爷爷、太爷均在魏国担任国尉职位。”此纯为标新立异、荒诞不经之说。如果尉缭祖上三世为“国尉”，肯定是世家贵族，皇亲国戚，就不会自称“我布衣”了。“布衣”者何？平民之服也！

第四：有人认为写《尉缭子》的尉缭与担任秦王国尉的尉缭，年代相差较远，不是一个人。此说纯属臆测妄论，无凭无据。古代享有上寿者不乏其人，尉缭拜鬼谷子为师，学习导引不老之术，能够长寿也在情理之中，不可怀疑。拜见梁惠王后写《尉缭子》一书与游说秦王政担任国尉之职的尉缭实为一人，其事迹、点将台、旧居遗址等《嘉靖尉氏县志》有明确记载，此不再赘述。

三、尉氏县古称“蓬池邑”，应在“尉氏邑”被夺与“尉氏县”建立之间

当代史学界泰斗朱绍侯先生在《蔡邕故里探源》中说：“我手里就有一本《嘉靖尉氏县志》，在该《县志》中就记有蔡邕的家事、景点和其他事迹。如其六世祖蔡勋、叔父蔡质及蔡朗、蔡携、蔡稜、蔡文姬等事，还记有蔡邕宅、蔡氏祖墓等。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王昈《尉氏八景·蔡邕故里》诗：‘才华孝义冠当时，砌畔曾生连理枝。三日三台何烜赫，一成一败更参差。辨琴为遁江南迹，捐馆徒兴北海思。我亦从来慕英俊，不知故里在蓬池。’按蓬池乃是尉氏八景之一，此处暗指尉氏。”提起“蓬池”，得先说明以下几个问题：

第一：“蓬池”得名于何时？最早发现于公元前770年。

《嘉靖尉氏县志》卷四《传疑》篇曰：“尉氏何以名‘蓬池’也？相传春秋时，郑兵憩暑道周，众马奔逐饮，蓬下泽芃芃泠泠，移晷无涸。主将异而穴之成池，池下复得温泉焉，波暄液炎，大以为异。邑人继修禊事，遂为胜概。开疆成邑，始诸此（尉氏为什么又叫作“蓬池”呢？相传春秋时期，郑国军队在夏天向东入侵，在路旁小息时，战马奔跑到道旁饮水，茂盛的蓬草下水清见底，但是马群喝了好长时候，水也没有干枯。主将感到奇怪，因而挖成了一个水池，在水池下面又得到一个泉眼，水流哗哗外冒，还温暖烫手，很感惊异。后来，尉氏邑的人们每逢农历三月三日上巳节，就到蓬池边祭祀洗涤，祈求免灾得福，渐渐成为名胜景区。郑国开拓疆域，建成别狱与尉氏邑，就开始于这个时候）。”

由此可知：蓬池，是郑国军队东侵时挖掘形成的。郑国在公元前770年后，才把在今天偃师县西南“留邑”的都城迁徙到新郑，所以说“蓬池”得名最早在公元前770年以后。

有人说：“蓬池由天上火球坠地而成，由莲花仙子下凡而得。”此说纯属瞎编滥造，猎奇误导世人，真乃荒谬之极！

第二：“蓬池”有多大？方圆有一百多里。

《嘉靖尉氏县志》卷一《形胜》篇曰：“温泉蓬池，一名蓬泽。旧《志》云温泉在县东北一里许，故井尚存。”旧《注》云：“开封东北有蓬池。”根据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的记载和清代杨守敬《水经注图》的标注，开封县治最早是在朱仙镇一带。

由此可知：蓬池南岸，在今尉氏县古城墙东北一里左右，也就是汽车站往北，尉开大道以东，一直到朱仙镇一带的贾鲁河流域，所以说方圆百里有余。

第三：“蓬池温泉”作为景点有多“牛”？皇帝经常来此游玩。

《南史·宋本纪》曰：“行幸尉氏，观温泉。”此言公元463年，南朝刘宋孝武帝过江巡视北方军队与北魏作战情况时，路过尉氏县，观看“蓬池温泉”胜景。遗憾的是，刘宋孝武帝闻名而来，败兴而去，“蓬池温泉”经过曹魏与西晋之战乱，景色已经破败不堪，大不如秦汉盛时了。

第四：“蓬池”景区兴衰于何时？兴盛于秦汉之际，衰败于魏晋之后。

原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朱绍侯先生在《蔡邕故里探源》中说：“尉氏县陵树乡北有泽，泽有天子苑囿，有秦乐厩，汉诸帝以驯养猛兽。”由此可知：秦汉时期蓬池是天子畜养禽兽的园林，是帝王及贵族游玩和打猎的风景胜地，华丽雄伟的建筑就不用说了。当时“蓬池”与今新郑、中牟、尉氏三县交界处的“圃田泽”和商丘市东的“梁园”合称帝王将相、皇亲国戚、世家贵族游玩的三大园林。

曹魏末年文学家、尉氏三贤之一阮籍《咏怀》诗第十六首曰：“徘徊蓬池上，还顾望大梁。绿水扬洪波，旷野莽茫茫。走兽交横驰，飞鸟相随翔。”可见此时景色还有可以观赏之处。

《嘉靖尉氏县志》卷四《景致》篇曰：“蓬池显晦（显赫衰败）本自有时，魏晋阮籍徘徊其上，绿水洪波。唐李白追慕遐躅（回忆向往阮籍与胜景，远道而来寻踪觅迹）。逮宋以来，犹经秦、苏品第（到了宋朝，还有秦观、苏轼等大文豪前来赋诗品评高低）。而今，湮废失其处矣。”

第五：“尉氏邑”始建于何时？最早应该建于公元前760年左右。

邑，就是城。古代大城称“都”，小城称“邑”。春秋战国之前，官员的俸禄就是封地食户，受封的官员在所封之地建造城邑，管理周围的村落，向农户收租派役。

东汉史学家圈称《陈留风俗传》曰：“尉氏，郑国之东鄙（尉氏邑，是春秋时郑国的东部边境）。”

由此可知：郑国公元前770年后迁都新郑，当时蓬池这一带属于宋国地盘，就是公元前769年开始向东侵，也得打个二三年。假如公元前765年挖掘蓬池后不再东侵了，在此修造烽火台（啸台前身），驻军守卫边疆，再建“别狱”，等到“郑大夫”成为“狱官尉氏”受封于此，建造“尉氏邑”，恐怕最快也得十来年。所以说“尉氏邑”最早建于公元前760年前后。

综上所述，因为从挖掘“蓬池”到建造“尉氏邑”时间太短，在“尉氏邑”建成之前不可能称“蓬池邑”；等秦始皇统一天下，为纪念尉缭建立尉氏县后，官方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称“蓬池邑”。所以说：尉氏县古称“蓬池邑”，应该在尉止造反被灭族夺邑之后，到秦始皇元年成立尉氏县这段空间，即公元前563年到前221年。

以上考证，如有不妥之处，敬请专家学者、用心读者，商榷、批评、斧正。

祝愿敬爱的读者：新的一年，身心健康，万事如意！

尉氏县地方史志学会李文建、孟庆枚撰文

2025年1月1日